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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农民进大学”到“大学出农民”有多远

  专长性较强的职业教育、技术人才教育,一直处在“说起来重要、做起来不要”的阶段。按说,职业技术学校数量不少,但不论是管理水平还是质量,以至于社会地位,普遍不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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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几天,陕西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20名职业农民大学生的消息,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与高度肯定。被录取的陕西省首批20名职业农民大学生,有的已经50多岁了,他们将在今年9月走进杨凌职业技术学院,接受为期3年的全日制系统学习,实现知识的升级换代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6月20日)

  这事儿当然有进步意义,普通农民能够申请考核上大学,毕竟是个新鲜事;但在一片赞誉之外,也有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:这本是一所普通的职业技术学院,技工类、农业类、专长类的人才培养,本就是这类学院该干的事。吸收工人、农民进行培训教育,属于其分内工作。包括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高等院校,什么时候能够“正常”地输出农民、工人更值得关注。

  大学扩招之后,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,大批通过大学通识教育的“高材生”出现了,但专长性较强的职业教育、技术人才教育,一直处在“说起来重要、做起来不要”的阶段。按说,职业技术学校数量不少,但不论是管理水平还是质量,以至于社会地位,普遍不高。

  在市场层面,在上世纪90年代纠正“脑体倒挂”以后,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——当下社会对于脑力劳动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和优厚回报,但在更接近“体力劳动”的群体上,比如技术工人、技术农民、制造业职工等等,回报率一直不高,造成了很多活没人愿意干的情况。大学毕业生宁可躲在写字楼里无所事事,也不愿意从事“出力流汗”的工作。即便在农业类大学,出来后真正“学有所用”扑向农村广阔天地的毕业生也并不多。本科教育和大专、职业技术教育,都显示出一种浮在水面的“精英化思维”,不接市场,不接地气。

  上星期,我与一位移居澳大利亚多年的朋友聊天,问及回国后的最强感受,其中之一就是脑体差别问题:在澳洲,技术类工人、职业性农民需要资质,受到重视。水管工、玻璃工、修车工,普遍收入要比写字楼里的白领高一些;而在国内看到的则完全相反,很多工作出力一点不少,流汗也非常多,收入却很微薄,也不被看得起。

  通揽这三四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,可以看到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是没有,但是还不够充分。比如,城市里家政工、月嫂等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,某些大城市因为生活成本高不得不提高保洁工、保安的待遇,在农村发展过程中,也不时会有类似大学生回村从事养殖业的消息。但是很明显,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,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,蓝领阶层普遍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。

  职业技术类学院走出农民大学生,为什么就那么难?当各行业都回归到价值被充分体现、专业被充分尊重的位置,“农民进大学”就是一件更正常的事;而“大学出农民”“大学出技工”,也会成为理所当然的图景。(普沙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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